老英雄替牺牲战友看如愿盛世 活着见证美好。清晨醒来，我第一件事就是摸左边胸口——那儿有道70多年前留下的伤疤。手指碰上去，就像碰着自己的命：我还活着，不是一个人活着。
很多人叫我“老英雄”，请我去讲课。坐在讲台上，望着台下的孩子，总觉得身边该有更多人——那些永远十七八岁的战友，他们也该坐在这儿。
我的军旅生涯始于一句“善意的谎言”。1951年春，四川南充的油菜花漫山遍野。村里大槐树下贴出抗美援朝的告示，那年我实岁17，征兵要求是18到30岁。我没犹豫，在报名表上写了“18岁”。招兵的同志看我单薄，问：“小鬼，真要当兵？打仗要死人的。”我说：“晓得，死了光荣。”就这样，我参加了志愿军。
离家那天，母亲哭着往我包袱里塞了5个滚烫的鸡蛋。父亲送我到村口，这个沉默的庄稼汉从贴身衣兜里摸出两块磨得发亮的银元，塞进我手里。他的手粗糙得像树皮，却暖得发烫。他就说了4个字：“活着回来。”我握紧银元，上面还留着父亲的体温。“活着”这个承诺，像粒种子埋进我心里。
到了部队，我被分到第15军45师135团。我们上的第一课不是打枪，而是“为谁当兵”。指导员问我们：“你们家里，土改刚分到地吧？能吃上饱饭了吧？美国人的飞机要是炸过来，这些还有没有？”他的话像锤子，砸在我们心上。我忽然明白了——我背的这杆枪，守的是家里那三亩刚分的水田，是母亲锅里煮的白米饭，是父亲再也不用交租的安稳日子。“国家”这个词在我心里有了重量，沉甸甸的，是粮食的香气，也是泥土的味道。
跨过鸭绿江，战争的真实模样才扑面而来。不是电影里的冲锋号，是无休止的饥饿、疲劳和恐惧。为了躲敌机，我们总在夜里行军。长期吃炒面，好多人得了夜盲症，天一黑就跟瞎子似的。我的战友小王，山东大汉，夜里走路必须拽着我的衣角，“小鬼，哥这百十斤就交给你了。”我拍着胸脯说：“哥，放心，我眼睛亮。”我们在漆黑的山林里深一脚浅一脚地走，谁也不知道下一颗炸弹会落在哪儿。那种把生命托付给另一个人的信任，是我对“战友”最开始也最深刻的理解。
1952年秋，我们到了上甘岭。起初山上还有树，我们立刻挖工事、修坑道——坑道一人高、两米宽，全营昼夜轮班，连吃饭睡觉都顾不上。10月14日夜，阵地变了样。成千上万发炮弹同时爆炸，大地颤抖，坑道顶的土哗哗往下掉，油灯瞬间被震灭。炮击过后，我爬出坑道，愣住了：昨天还熟悉的山头，被削下去一大截。地上积着半尺深的浮土，一脚踩下去像陷进棉花堆。空气里全是硫黄和焦糊味，呛得人直流泪。所有的树，连根都没了。
一天，首长把我叫到跟前，递过来一封折成三角的信：“送到上甘岭主坑道，亲手交给指挥员。”他拍我肩膀，“任务交给你了，一定要按时完成！”我接过信，胸口热了一下——那年我刚满18岁，是全连最小的兵。
我趴在弹坑边，瞅见不远处有几个美军的降落伞，白色绸布在焦土上格外扎眼。趁着照明弹熄灭的间隙，我迅速爬过去，拽过一个裹在身上。就这么着，我披着“白斗篷”，一寸一寸往前匍匐。主坑道在更高的山坡，周围都是敌人。好不容易爬到离坑道口100多米处，我发现洞口上方有敌军工事，一挺重机枪正对着洞口扫射。坑道口被浮土埋得只剩1米多宽的缝隙，子弹打得尘土四溅。爬到离洞口几米远时，我静下心观察机枪的节奏——敌人每转换一个点射位置，中间有5秒间歇。我默默数着枪声，趁其切换点位的刹那，猛然起身甩开降落伞，纵身扑向坑道口。刚滚进去，一串子弹就擦着头皮飞过。
在晃动的油灯光下，我找到副教导员，把被汗水浸得发软的信递给他。他看完眼睛一亮，嘶哑着下令：“还能动的，都拿上枪！重伤员负责装弹！”没多久，爆破组摸了出去。一声巨响后，敌人的碉堡炸了，喊杀声冲天而起，阵地夺回来了。
上甘岭战役是残酷的拉锯战，597.9高地多次易手。打到后来，我们连从70多人拼得只剩下十几人，被迫退进深深的坑道。敌人占了上头，还在我们头顶修工事。我们和上级断了联系，只能在坑道里坚守。
坑道里空气混浊，飘着硫黄、血腥和汗馊味。敌人时不时朝洞口打枪、扔毒气弹，我们分不清白天黑夜，只能凭感觉熬。最难熬的是渴，嗓子里像着了火。后来有人发现石壁某些地方微微返潮，大家就轮流趴上去，用舌头舔那点湿气——水汽里全是土腥味，可那时觉得像吃了糖，因为活着就有希望。有一次，不知哪位战友找来小半壶水。他先端给一位重伤员，伤员嘴唇干裂，却使劲别开头：“给能打的同志……胜利靠你们了。”那壶水在几个人手里传了一圈，又原样传了回来，谁也没舍得喝。
忽然，角落里有人哑着嗓子喊：“共产党员，都站起来！”坑道里窸窸窣窣一阵响，好几个身影挣扎着立直了。我也下意识站了起来，是副教导员要作动员。他伤了一条胳膊，用另一只手扶着土壁，目光扫过每张污黑的脸：“同志们，咱们人少，但骨头硬！上级不会忘了我们，咬牙挺住，胜利一定是我们的！”火光映着他坚毅的脸，那一刻，我虽不是党员，却觉得有股滚烫的东西从心底涌上来。
11月4日，我终于憋不住了，找到上级请求：“我当兵这么久，还没真正在班排打过仗。让我下去吧，我想给战友们报仇！”请求被批准了，我到了5班——班里算上我，一共5个人。没多久，命令来了：谁能上高地守满24小时，就记大功。谁都清楚，这“简单任务”实则九死一生，我们5个人互相看了看，齐刷刷举起了手。
谁也没想到，我们要面对的是敌军一个营。班长叮嘱：“沉住气，靠近了再打！”我们守着英雄黄继光牺牲的这片山坡，击退了敌人十几次进攻。最险的一次，上百敌人朝我这段涌来，我等到能看清他们钢盔的轮廓，才扣动扳机。子弹打光了，就抓起碎石块往下砸。几个敌人冲到眼前，离我就两三米远，他们见我个子小，想抓活的，嘴里叽里呱啦喊着。我后退半步，背靠焦土，握紧最后的手榴弹，准备随时拉响。千钧一发之际，侧面响起冲锋的枪声，班长和战友们及时支援，合力把敌人打了下去。
兄弟部队来换防时，我们无一阵亡，圆满完成了任务，守住了阵地。后来，我们班被授予集体一等功，给我记特等功。
1953年7月，停战的消息传来，我们正在修工事。有人扔下铁锹，蹲在地上号啕大哭。我没哭，只是走到高处，望着祖国的方向站了很久。和平的日子来了。组织培养我，我有了工作，成了家。退休后，国家待我很好，部队还成立了以我的名字命名的班。可每次听到赞扬，我心里总是不安：那些牺牲的战友，他们本该有完整的人生——种地、做工、教书，娶妻生子、慢慢变老，但他们永远留在了异国的山岭。
这种不安缠绕了我很多年，直到有一次给孙子讲上甘岭，讲到坑道里传水壶时，孙子问：“爷爷，他们那么渴，为啥不自己喝？”我愣住了。
那天夜里，我失眠了。望着黑暗，我突然明白：他们让出的不是水，是“未来”。他们把活下去、看到胜利的希望，托付给了他们认为更值得的人。而我，就是被托付的“未来”之一。
于是，我开始讲述“我们”的故事。去学校、去部队，搬个凳子坐在孩子们中间。我不讲大道理，只讲真实的细节：炒面噎喉咙的滋味、夜盲症战友互相搀扶的夜晚、坑道里凭呼吸判断敌我的紧张……我要让孩子们知道，英雄也是普通人，会饿、会怕、会想家。正因如此，他们的选择才更可贵。
现在我老了，耳朵背了，走路要拄拐。可看着窗外阳光明媚，孩子们欢笑奔跑，街市繁荣安宁，我常常在心里说：兄弟们，你们看见了吗？这就是咱们拼死守护的“好日子”。我替你们一年年看着呢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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